②江国华：《常识与理性（二）：法官角色再审思》，载《政法论丛》2011年第3期。
诚如所言，法的问题，作为秩序提出，而作为秩序解决，村规民约的秩序功能一如法律。我国的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将其性质诉诸民间法，依实证观点看，村规民约是村民会议机关这样的准公权性机关制定的准法规范。
3、村民契约的主体性要求 既然是契约，我们不得不考虑契约的主体。当政府基于村规民约不合理而拒绝备案时，法院是否可以基于自身的合法性审查结果而判决法院予以备案？一般认为是不可以的，这里必须优先考虑政府的合理性审查，否则结果会带来政府的合理性审查权被诉讼制度架空的危险 总而言之，救济的途径是多样的，但诉讼的模式是有限的。村规民约在表决通过后即应公布在村庄容易为村民所见之地，为村民可随时查阅。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1、村规民约违反法律的救济途径 （1）政府备案审查。
村规民约可以进行惩罚性规定，但不是在行使处罚权。结语 我们正走在通往法治的路途中。在横向维度上讲，修辞不仅用于事实认定过程中，而且用于法律规范的解释过程中。
但修辞对法治又潜存着巨大的危险，当判决理由不当之时，修辞方法的使用可以掩盖其中的不当行为。影响司法决策的因素是多样的，其中既有法律因素、经济因素，也有文化因素、关系因素。另一种观点认为修辞会背离法律的客观性，修辞学家仅关注如何赢得讼案，或给出说服性的意见来将某种政治立场正当化，而不是关注法律的正义性或正确性，因而好的修辞论证技巧也可能被用于服务坏的动机，法律的客观性荡然无存。科学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实验得到证实，并获得确定性答案，无法通过科学手段得到证实的问题都是无意义的。
16古典修辞学从柏拉图开始就多是指各种演说活动，通过可能为真的命题的使用，达到说服他人接受的目的。36[法]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页。
只有如此，法律修辞才能避免沦为诡辩工具的恶名，避免以修辞消解法治的误区。33参见胡云腾：《裁判文书说理的多维思考》，载《法制资讯》2011年第8期。西方法治主义背景下的修辞研究追求的是法律范围内的合理性，法律修辞应以追求法律上的善为首要目的，然后再以修辞克服法律形式主义的僵化，提高判决的可接受性。中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以及法治观念，基本是西方法律制度与法治观念的移植，缺乏自身法治传统的积淀。
这一过程既能够为结论提供逻辑意义上的支持，使人们在理性上必须接受该结论。如英美国家历来就有在判决书中说明判决理由的传统，而这种判决理由正是判例发挥其拘束力的关键，这使得说明判决理由成为法律制度的基本要求。26参见崔永东：《和谐社会与刑诉价值观的更新》，载《政法论丛》2010年第3期。处理实际纠纷时，法官往往不得不不断往返于各项路线、党政方针、政法政策、法律规范和外部事实--比如纠纷发生时该地区的社会文化情景、社区的民意与公共舆论，还比如当事人的情况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又比如整个案件发生的前因后果等--之间，进而预先形成自己对案件的判断，同时还会考虑到判决的社会效果以及将来的可能影响，不断修正已有判断，最终使得结案判决基于当下的社会文化情景以及同时还基于对未来可能走向的合情合理的预测之上，并体现出合法性与正当性的统一。
80、90年代，我们开始从欧美等西方国家引进法律理论，诸如"法制与法治"、"法治与人治"、"法律与道德"、"法律与正义"等宏大叙事层面的问题是法学界研究的热点。30. 40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9、253页。
43在这样一种观念下，人们在法庭上的争辩不仅是为了争夺利益，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价值观念或正义理念之间的交锋，法律所借以表达的语言结构与人们所持有的实质正义观念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13 尽管人们对修辞的这种认识不一定完全正确，但至少清晰地揭示了修辞方法在司法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局限性，即如果不能把修辞论辩限制在一个具有理性特质的法律体系内，论辩难免沦为恣意。
⑧参见[比利时]海姆·佩雷尔曼："旧修辞学与新修辞学"，杨贝译，载《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第八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又能够依靠前提中命题的多样性激发起人们的情感和激情，使之在心理、感情上主动接受结论。12.13.14. 参见焦宝乾：《修辞方法及其在法律论证中的作用探讨》，载《法律方法》（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8、82、81页。另一方面，它也能增进疑难案件判决的社会可接受性和认同性。一份优秀的判决书可以展现法官良好的法律修辞能力，因为判决书是司法公正的最终载体，一份好的判决书应该能够充分传达法律中的公平、公正精神33。但自16、17世纪西方社会进入科学主义统治时期始，修辞学研究逐渐走向没落。
人们对法律的遵守如同对圣经的信仰一样，具有非常深厚的心理认同基础。39依照菲特丽丝的看法，法律论证的方法可以分别从三个不同的角度予以考虑，逻辑的、修辞的和对话的。
"⑨但受文艺复兴时期修辞学更多被当做如何更好表达观点的演说术的影响，修辞在一些现代学者那里常被看做是逻辑的对立面。一般领域中的修辞活动目的是说服听众接受某种立场或观点，虽然法律修辞也以说服听众接受判决作为一个目的，但这一过程必须遵守一个更基本的原则，即遵守现行法律规定。
②吕煦：《实用英语修辞》，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因此，在目前中国社会条件下，提倡法律修辞在司法过程中的作用，必须坚持遵守程序性论证规则为前提。
⑩这种认识把修辞限定于非逻辑的、非科学的、非经验的说服方法11，从而把逻辑说服和修辞说服作为两个极端来看待，修辞成了一种单纯诉诸情感说服的东西，无法兼顾修辞作为理性说服这一方面。严格遵守法律论证中的程序性要求，是防止司法不当的重要途径。逻辑方法注重法律论证的形式有效性，修辞方法注重论证内容的可接受性及其对语境的依赖性，对话注重法律论证的程序有效性。29参见桑本谦：《法律论证：一个关于司法过程的理论神话》，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3期。
这一点在很多学者那里得到充分重视。参见[荷]菲特丽丝：《法律论证原理--司法裁决之证立理论概览》，张其山等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1-17页。
"如果存在一种真正的修辞'艺术'，它不可能仅仅由一系列使我们的演讲变得优美和有说服力的手段组成。尤其是对于判决不利一方的当事人来说，产生纠纷的真正原因在于哪一方的行为绝对正确，而在于双方之间尖锐的利益冲突，申请法庭裁判的目的不在于合作寻求真理，而是争夺可能的利益。
良好的法律修辞能力是一名优秀法官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法官必须在依法裁判的基础上，合理使用修辞手段说服听众顺利接受判决。
如上文所述，在修辞学复兴之前，西方社会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概念法学统治时期，这一过程帮助西方社会形成了厚重的规则意识，严格守法成为西方人的日常生活理念，法律意识深入人心。在中国目前司法环境下，强调法律修辞在司法中的作用，首先应当坚持的是符合法律的规定。二 在目前利益多元、观念多元的社会现实背景下，修辞是司法裁判之后说服当事人接受判决的有效方法，它能够使判决的合法性得到较小成本的灌输。但理性上意义正确的结论并不一定必然会被接受，已经生效的判决如果没有被接受，将直接影响法律实施的实际效果。
本文原发于《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只有在这样一种意识的指引下，我们才能秉承修辞是一种追求善和真理的艺术的本意，它不应该被片面地看做是巧如舌簧、善能无理搅三分者的把戏。
⑩参见[美]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徐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但是，法律修辞不同于一般修辞。
"30司法决策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性，为修辞的应用提供了众多可能。这一过程能够最大限度地为当事人提供阐明个人主张及法律理由的机会，既增加了当事人充分说明系争理由的可能性，又降低了法官因某些无法避免的决策失误承担个人责任的可能性。
